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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大国谈国际刑事法院,杜特尔特能靠它翻盘吗?

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边界,再次被推到台前。11月19日,中俄美三国元首在深圳会晤后发布和平宣言,提到国家同意原则、国家官员豁免,并强调国际刑事法院不应滥用管辖权。 11月30日,81岁的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将在海牙出庭。宣言发布距开庭只有11天,时间点难免让人联想到他的案子:这会不会成为辩方的“救命筹码”? 先把最关键的一点说清楚:这份宣言并没有宣布杜特尔特无罪,也没有改变法院已经作出的裁决。它更像是把三国长期以来对国际刑事司法权力边界的关切,放进了一份共同文件里。 中俄美都不是《罗马规约》缔约国,对国际刑事法院能否管辖非缔约国及其国民,三方各有长期立场。中国强调国家主权平等和国家同意原则;美国长期反对法院未经同意调查美国及其盟友人员;俄罗斯则因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签发逮捕令,与该院关系持续紧张。 这不等于三国是在开庭前专门为杜特尔特撑腰。宣言谈到的还有联合国改革、能源供应、核风险和核不扩散,国际刑事司法只是其中一项。只是杜特尔特案恰好处在争议中心,才让这条表态格外引人关注。 要理解这场官司,得回到菲律宾退出《罗马规约》的过程。规约于2011年11月1日对菲律宾生效;菲律宾在2018年3月17日提交退约通知,一年后,即2019年3月17日,退出正式生效。 国际刑事法院认为,菲律宾退约前发生的涉嫌犯罪行为仍在其管辖范围内。法院还指出,针对菲律宾的初步审查已于2018年2月8日启动,早于退约通知。辩方则质疑,初步审查是否就能算作规约所说的“已经在审议的事项”。争论的焦点,正是退约之后法院能否继续追究退约前的行为。 杜特尔特被指控的行为涉及其任内禁毒行动,检方指控其涉嫌犯有危害人类罪。2025年3月12日,他被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并羁押在海牙。2026年4月22日,法院上诉分庭以多数意见驳回辩方的管辖权上诉;次日,预审分庭确认三项指控,案件进入审判阶段。 辩方还曾以杜特尔特认知功能受损为由,质疑他能否受审。10月8日,法院依据独立专家评估认定,他能够理解指控、跟进程序,也能向律师提供指示,因此具备受审能力。开庭日期随后定在11月30日。 所以,这起案件最核心的争议不是“前总统有没有豁免权”,而是国际刑事法院有没有权继续审理菲律宾退约前发生的相关行为。宣言提到的官员豁免,能给辩方增加论据,但杜特尔特已经卸任,前国家官员能否享有相应豁免,本身就有争议。 《罗马规约》第27条规定,官方身份不能自动免除个人刑事责任;第98条则涉及法院提出合作请求时,如何处理第三国豁免等国际法义务。两条规定如何衔接、对非缔约国官员是否适用,正是相关争论的一部分。官员身份不等于自动免责,三国宣言也没有改写《罗马规约》。 更何况,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分庭已经驳回辩方的管辖权上诉。法院是独立司法机构,不会因为一份政治宣言就自动撤销裁决。辩方或许会把宣言作为新论据,申请重新审视程序问题,但能否获准、能否改变审判进程,仍要看法院依据条约和证据作出的判断。 宣言的影响,可能更多体现在法庭之外。杜特尔特在菲律宾仍有支持者,三国共同表态可能给国内要求政府交涉的声音增加分量,也会让国际社会更集中地讨论法院管辖权的边界。但这不代表菲律宾一定会把案件收回国内审理,更不能据此断言开庭会被推迟。 国际刑事法院没有自己的警察队伍,逮捕、移交和执行裁决都离不开各国合作。2026年11月2日,联合国大会通过国际刑事法院年度报告相关决议,93票赞成、13票反对、36票弃权;中国投弃权票,俄罗斯和美国投反对票。三国选择不同,却都没有投赞成票,背后的法律关切和国家利益并不完全相同。 中国推动争端解决多元化,也体现在国际调解院上。《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》于2025年5月30日在香港签署,8月29日生效,国际调解院于10月20日在香港开业。越南代表于2026年11月16日签署公约,越南外交部两天后公布消息。调解院主要处理自愿调解的国家间、投资和商事争端,不能替代国际刑事审判,更不能拿来取代对严重罪行的追责。 对杜特尔特来说,这份宣言不是一张直接出狱的通行证,却可能让他的案件置于更大的国际争论中;最终能否承担刑事责任,仍要由审判和证据说话。国际司法要追究责任,也必须守住授权边界——这场审判考验的,不只是一个人的命运。 特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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